我的革命化春节

四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革命化春节这个词。

对于知青来说，革命化春节首先就是不回家，留在知青点过年；其次，仅仅不回家还不足以证明是革命化，要改变旧观念，变冬闲为冬忙，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次，革命化春节必然意味着在伙食方面要艰苦朴素，其实不艰苦朴素也不行，那时候空有年货这个词，却没有丰富的内容。这是革命化春节的三大要点。

1970年冬天，知青点的同学都回津探亲了，我留下来看家。同学们临走杀了一口猪，吃了顿杀猪菜，几乎一整扇猪肉给我留下了，那意思是这一冬天就放开了吃吧。我那时做事很极端，守着这么多猪肉不吃，学着老乡的法子，在院里刨个坑，把猪肉搁进去，浇水培土、再浇水再培土，就这样一层层封冻起来，非要等明年大伙回来一起享用。院里封冻猪肉的那地方形成一个冰土圪蛋，硬邦邦的，就算有贼用镐刨，一时半会儿也刨不开，何况我们还有一只大黄狗。等过完十五同学们陆续返回，那时再刨出冻肉，鲜得跟刚杀的猪一样。

内蒙古后套的冬天很冷，我们是土坯房，屋里又没炉子，全凭烧炕取暖。冷到什么程度呢，早晨起来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都下不去瓢，这可是我的宿舍啊。屋里水缸结冰，屋外可想而知，到井台上担水，还没回到知青点，水桶里就荡起了冰碴子。

这么冷的天气，什么农活儿都做不了，可见传统的冬闲是有道理的。但赶上革命化春节，非要冬闲变冬忙，便与老乡一起，扛着木槌到地里打坷垃，算是平整土地的一种活计，记半个工。其实得不偿失，因为天寒地冻，干一会儿活，就都把手缩到袖筒里，哈气跺脚闲聊天耗时间。

那阵子我穿着白茬皮袄，头戴狗皮帽子，老乡说：“远远瞭见你，还以为谁呢，跟农村后生一样样的。”我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不懂得孤单苦闷，跟老乡厮混得好极了。常有老乡到知青点来，找我下棋、哨枚（吹笛子）、听半导体；也有老乡坐在炕沿上，默默地看着我，问他有事吗，说：“没事，就眊一眊你。”在老乡眼里，我已然成了风景。

知青点的房子在村边，不远处是大路。有时夜里冻得睡不着，依稀听见晚归的车倌有一句没一句地唱爬山调。心想有人比我还辛苦，至少我睡着，人家受着。

从除夕夜到初一，老乡们接踵而来。我收了不少礼，饺子最多，然后是猪头肉豆芽菜凉粉豆腐油糕葵花子和糖稀烙饼，糖稀是当地特产，用糖蔓菁（甜菜）熬制，风味独到。除了这些好吃的，还有文化大餐，他们唱《挂红灯》、《打樱桃》、《五哥放羊》等二人台曲目，亦有间杂着荤词的酸曲儿小调，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原生态，场面红火极了。那两天我很受宠，大半个村的人家都来过，太把咱当回事了，在天津过年不会有这种待遇。用现在的话说那感觉很温馨，温馨得有点得意。

有件事忘不了：正月初一下了雪，是没到膝盖的那种大雪，我领略了什么叫茫茫雪原。正月初五，我到海子里凿冰窟逮鱼，拿铁锹就能把挤在冰窟口喘气的鲤子捞上来，弄了好几条。虽然我把猪肉封冻了，却也没误了荤腥，也算是一种补偿。

这就是我的革命化春节，精神的物质的，内容驳杂，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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