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大约在春季,俺开始了这辈子的第一份在城里的工作。在陇南的山沟沟里当了两年的农民,盼望着能进城里当个工人,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后,俺终于等到这份工作,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工厂座落在天津北郊区京津公路的旁边,是津门最北端的出口,再往北就上了引河桥,大桥跨越引河和永定新河,过了引河桥就直奔北京了

 
北辰的天是晴朗的天,
北仓的人民好喜欢,
站在引河桥上大声喊,
“进天津的在这儿交钱!”
 
 
这顺口溜说的是,俺虽然进了工厂,可还是住在乡下,从家里步行上班要二十多分种,公路两边都是茂密的农田,空气倒是新鲜。工厂不大,几百来人,却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一栋红砖的二层小楼座落在厂区一进大门的左边,一楼是各个科室,二楼是个小礼堂。工厂虽小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老字号中央制药厂,生产的蜂王精挺有名气,外销出口替国家赚外汇。
那年俺刚满二十岁,不知哪朵祥云缭绕,俺就被分到工厂的办公室给主任作秘书。唉,别想歪了,此小秘非彼“小蜜”,负责帮主任抄抄写写,还兼中文打字,赶上工人们娶媳妇儿送殡的杂事,都到俺这儿开个介绍信啥的,拿着个革委会的大公章,咣当盖上个大红印,心想这《七品芝麻官》里县太爷当差时的滋味,左不过如此吧。俺的上司是张主任,只有俺一个兵,老人家快六十了,在这厂子里干了几十年了,平日里不苟言笑,操着一口道地的河北口音,俺干活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事干完了,坐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趁他不注意找个借口溜到其它科室或资料室。常常和别人聊得正欢,外面响起张头儿的“小驴儿,小驴儿...,“的叫声,他老人家楞是把俺好端端的李氏大姓给改成驴了。麻溜儿的跑回办公室,张头儿也只是皱起眉,不多言语,俺赶紧照吩咐去做事。其他人瞅着俺们常常一老一小,一前一后的去开会,状甚滑稽。看着他人捂着嘴偷笑,俺也只能扮个鬼脸。
 
 
在工厂里大家都尊称上司和同事为师傅。俺的前任小张师傅,聪明伶俐的人精儿,那年她被工厂推荐去天津大学念书,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别提俺有多羡慕了,就是这空档期时,俺顶了她的缺。那年月要想上大学,智商是次要的,首先要在政治上过硬,必须是党员。满眼扫过各科室,皆是党员,以俺的个性,自知不是吃政治这碗饭的,要入党那比登天还难。政工科里的付师傅,比俺只长个两三岁,年纪轻轻的已经是政工干部了,长着个娃娃脸,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水灵灵的眸子如秋水,粉嫩的脸颊一笑就泛着红晕,好个美人胚子,难以和印象中僵硬的政工干部划等号。还有贾小平师傅,也不过二十四五岁,白皙的脸庞上一笑两酒窝,中午俺喜欢钻进她的广播室里,看着她纤细白嫩如葱白似的手指捏着稿纸,听着她那柔软细腻的声音在扩音的喇叭里漂荡出去。偶尔贾师傅忙不过来,她会让俺帮她念稿子。那会儿人小胆大,拿过来就念也不管好坏。稿子念完了,贾师傅就放歌曲音乐,最常听的是《洪湖赤卫队》。久而久之,也学会唱了,赶上哪天没广播时,几个师傅会让俺清唱,“洪湖水浪打浪”唱罢,接着点“手拿碟儿敲起来”,直唱到下午上班的铃声大作。
 

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俺的堂哥一家从外地调回天津,没有地方住,俺虽说住离城区远,堂兄夫妇和姪女就暂时与俺同住。姪女蓉蓉中午要到俺的食堂和俺一起吃饭。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蓉蓉人小鬼大,古灵精怪的,唱歌跳舞无师自通不说,小小的年纪不认生,人越多她越来劲,不过九岁的年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一到午饭时间,各科室的师傅们就聚到会议室,蓉蓉舞罢一曲就开始模仿电影动画片儿《东海小哨兵》里的特务,一探头,一伸腿,再一缩脖,就跟那动画人儿一样,然后压着嗓子叫“小朋友,别误会,我们是解,解,解放.....军。” 大家哄堂大笑,她脸一板,清清喉咙又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门外传来牛叫声。....” 嘿,她又摇身一变成葛优他老爹,葛存壮在电影《决裂》里的教授,还自带画外音。会议室里笑得七倒八歪,蓉蓉自此成了厂红,那会儿还不兴网红。

葛老爷子所扮演过的反派人物中最出彩的,没有之一。

工厂虽不大,却也是人才济济。沈师傅原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大学文科毕业生,写文章如行云流水,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小工厂当工会干事,写个汇报啦,批评稿啥的。沈师傅心宽,生就的富态相,生长在江南的一个书香世家,家里九个孩子,就她一个女儿,也像男孩般的养着,九个娃,九个大学毕业,瞧人家这孩子养的。沈师傅的爱人也是大学毕业,姓范,在附近的重型机械厂做工程师,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谈笑风生。她家就住在京杭大运河边上,周末沈师傅就叫俺去她家玩。

京杭大运河天津段

这京杭大运河打隋朝起就开通了,南北穿行多个城市和省份,河两岸的风光随着地域而各异,天津北郊的这段却也是“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是个周末出游的好地方。范师傅前边领路,俺和她家的两个女儿跟在后面,沈师傅押后,一行人说笑着,穿过田野步行到运河边。范师傅光着膀子一个猛子扎下水,两个女儿也扑嗵,扑嗵,俺不会游泳,范师傅怎么教,俺还是下沉。至今俺还是怕水。回到家,范家的两个女儿体贴有礼,家教极好,二人皆学霸,因为老爸是一流的补习课教师。俺也常去请教。晚饭是上海红烧排骨,至今还记得第一口的味道,味蕾的每一个细胞都膨胀到极致,直香到神经末梢,再也没有吃到过比那更香的红烧小排了。

夏末忽然有消息传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第一次通考将于年底进行。俺兴奋极了,抱着极大的希望去赴试,12月的考试结束了,俺落榜了。不甘心,半年后于78年的夏季又试了一次,又是名落孙山。多年不摸书本了,中学学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数学,几乎拿鸭蛋。可是数学又是必考科目,恐再试也无望,79年的高考索性放弃了。两次高考失败,沮丧至极,只能认命,俺下辈子就在这小工厂里当一辈子科员了。

秋天厂里为技术人员们办了个英语培训班,授课的是石大鹏老师。石老师家里都信天主教,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念书,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可是英文底子很好,所以一直在厂里的资料室工作兼翻译。俺也跑去听课。课后石老师的一席话改变了俺的初衷。
 
他后悔当年没有努力上大学,蹉跎了岁月,可俺还年轻,人要往远处看,外面的世界很大,应该出去看一看,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俺决定再试一次,但必须全力以赴,遂申请调离办公室去资料室上班,这样不在张主任的眼皮底下,几乎可以用全天的时间用来温习功课,这个点子是石老师出的,至今俺对他心存感激。很快俺就在资料室上班了,同时也在城里的高中报了一个补习班。每周三天下了班后,换乘二次公交车去上课,晚饭吗当然是在车上啃点干粮。80年高考已经对年龄做了限制,这是俺最后一次冲刺,而且只能是外语院校,可有一样,数学只是参考分。
 
四车间有位钳工贾师傅,长俺一岁,也曾赴试过一次,未中,也放弃了。得悉俺的计划,他也鼓起勇气准备再来一次。他心知已超龄了一年,但是他就是想再试一试运气。全厂只有俺们两个预试,常常在一起做作业,讨论课题,那是段充满了憧憬,每天都充实忙碌的日子。大学十年空窗期过后,累积多年的学子们,浩浩荡荡地湧进考场,面对着零落残缺的高校为数不多的名额,势如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管你外国人如何议论中国的高考制度,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诚然有许多糟粕,但是对老百姓来说,最公平的莫过于中国特色的科举制。虽然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其垢病,但这是大多数草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中国人的智商就是在这千百年的,制度性的重复筛选中提高了,与营养和人种无多大关系。

资料室刚好和实验室在同一个小院内,脸对脸。实验室里的师傅们大多是六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中午休息时最常来的就是资料室,再加上技术科的师傅们,有时会聚有多人,其时正是文革刚结束,中央的政策越来越开放,人们思想解禁,畅所欲言,常常是群情激奋,这些憋屈了多年的“臭老九”高谈阔论,整个一天津版的《茶馆》,天津人特有的逗哏像快板书,想不乐都不行。通常是技术科长潘师傅一声令下,大伙儿才做鸟兽散。
 
 
昔日的金钢桥,去夜校时换乘公交车的必经站,多少次匆匆地从它身边走过。
 
 
今日的金钢桥
 
厂里有位神人,曹普忱师傅,人称“曹半仙”,哪里出了问题,大伙儿先问他。虽然不是大学毕业,可受到大家的敬重,因为他的经验丰富,大多是从实际操作中得来,他会分析总结加以利用。此人涉猎极广,百家杂学皆有兴趣,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婚丧嫁娶,无所不通。每当他光临时,大家都伸长耳朵等着他云山雾罩,他烟不离口,一根接一根,可他不吸那烟,叼在嘴角任由那烟裊裊升腾,直熏得他半眯着眼,烟灰燃到一寸长居然不掉下来。他喜欢看蓉蓉的表演,也喜欢听俺侃大山,只因俺名字中有个“慕”字,他叫俺“小木头”。
 
车间有位李姓女子,生得明眸晧齿,个头匀称,未语先笑,轻声细语的说话,柔媚娇滴得让人过目不忘,心旌摇荡,所以给了她一个称号“大美丽”。那年月工厂的女工们也不讲究个穿戴,大都是工作服加工作帽,可这位“大美丽”总是有办法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与众不同,唉,有的女人天生就是会捣饰,俺佩服得五体投地。美女是罗敷有夫,可身边献殷勤的人总有一个排,美女却喜欢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像实验室里的工程师刘师傅,北京医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天津大学毕业的张师傅,两位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儿,玉树临风。
一日曹师傅进了门,笑吟吟的对大伙说,路上遇到大美丽了,她对他挺有意思,望着曹师傅那单薄的小身板,黝黑的脸上架着厚重的眼镜,脑门上叠着车道沟,镜片后面是狡黠的眼神。大伙一阵大笑,沈师傅的“哈哈”声毫不加掩饰,还不得不摘下眼镜擦泪,任谁也没想到曹师傅会开这么大的玩笑。未几,门吱呀一声开了,大美丽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进了屋,在大家错愕的注视下,美人张口了,“哟,曹师傅,您也在啊!” 俺至今也忘不了曹师傅脸上的那份得意。

高师傅是道地的北京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阴错阳差的被分配到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天津上班,他的妻子与一双儿女却生活在北京,多少年来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如今想来极不人道,可那会儿像这样的两地分居的家庭司空见惯。高师傅人心地极为善良,操着一口京腔慢条斯理,永远没脾气。下了班常常和俺们几个单身的打乒乓球,他是防守型的打法,甭管您打啥球他都不慌不忙地一板一板的接回来,跟他打球仿佛是在和墙壁较劲。夏季里高师母来探亲,周末把俺们几个单身在外的小青年叫去他宿舍,高师母做几个小菜,又买些火腿肠,开几瓶啤酒大家吃得这叫一个开心。
说到吃,那会儿大家一律带饭或在食堂打饭,很少有人下馆子。一日聊到吃,石老师,刘师傅都说天津的起士林西餐厅很棒,石老师报了几个菜名,俺听着像天方夜谭,直咽口水。石老师说,你若此次金榜提名,老师请你去起士林庆功。

高考的日子接近了,为了这一天俺已经在城郊公交汽车上来回颠簸了一年,常常是在晚上十一点才到家。初夏时节俺病倒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眼花无法直立,躺在床上三天,吃东西就吐,心想这下全泡汤了,考场也去不了了。妈妈从北京赶来照顾俺,终于爬了起来,真是多亏了俺那慈母。三天考试顺利过去了,至此俺也算尽人事听天命了。八月底的一天,一个信封递到俺手上,是天津师大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头像打翻了几罐调料,五味杂陈,俺终于搭上了这
趟通往彼岸的末班车,好悬! 俺的命运由此转了一个大弯,现在想来还后怕。

贾师傅考得也很好,早过了报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但他被告知由于超龄,他没有被录取。心里替他委屈抱不平,只是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无情,假若他早一年醒悟,抓住机遇的尾巴奋力一搏,他的命运也许会是另样的。不管怎样俺还是感激他一年来与俺相伴学习。
 
离开工厂去学校报道的最后一个周日,石老师,刘师傅和高师傅三人带俺去小白楼的起士林吃了顿晚餐,点的菜里只记得有奶油鸡卷,咖喱鸡肉和罐闷牛肉。年代久远已不记得味道,只觉得十分可口。开学后的第二个月,被告知教学楼下有人找,却原来是技术科的潘科长。他说前两日偶然在梦里见到小李,他自忖必是想念了。刚好到城里来开会,顺便来看俺。俺心里那份感动无法描述,当然也详细地打听了每个师傅的近况。后来才听说潘科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心里着实难过,替他惋惜。沈师傅不久也调回了天津出版社继续做编辑。后来高师傅也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还特意到家里来看俺。
 
 
大学毕业后俺分到北京教书,八十年代中期就来美国继续念书,再也没机会回去那北郊区的小工厂了,当年的师傅们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也久未联系了。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往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段工厂里的日子,善良的人们,在我最无望的时候唤醒了我对未来的憧憬,鼓励俺与命运做抗争。从这些朴实无华的人们那里俺学会了善待周围的人,也学会了怎样把平凡的日子活得有滋有味,更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其实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难,只在于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的再坚持之中。那是俺此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却给俺上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课,胜过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真善美“,俺终生受益。
 
那年月,即使在最狂野的梦乡里也未曾出现过的画面,俺坐在北美自家的书房里,一边嘬着咖啡,一边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一粒一粒拾起,再放进记忆的匣子里。往事如那运河水悠悠南去,忘却不了的是我那遥远的红旗药厂。
 
谨以此文与今年高考落榜的莘莘学子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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