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时代的作者（右）与同学游览北京北海公园
重逢赵大大
网络时代，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前老同学离校分手以后，各奔东西，世事茫茫，要想聚谈一次， 何其难也。 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上去逛逛，发现班上同学常在坛上出没，于是就同他们聊起天来。一下子咫尺天涯，近若比邻。聊着天，自然钩起许多亲情和友情，当年清华校园生活的回忆，又鲜活地浮现出来。我把和他们在网上聊天的片断整理出来，既为自己生活中的青春岁月留一个拷贝，也可以给有兴趣的朋友提供点饭余茶后的谈资。娱人也娱己，亦人生一乐也。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一九六四年考上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 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赵阶松，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 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Ｏ的郑元芳，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从钰，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在网上遇到赵大大，我就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 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
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 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甜美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八九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 FANS ，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花样的年华
在网上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常伟。
第一次见常伟，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常伟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 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常伟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 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 POSE ，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常伟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能干和聪明
聊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聊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 12 月 26 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 12 月 25 日 —— 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 640031 ，恰好排在我的前面。 64 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 29 个人，学号从 640031 排到 640059 ；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 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 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捅了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 . 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 . 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疯狂和荒诞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 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 “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绨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故事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 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 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 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 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 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 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 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 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 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 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 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 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 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 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 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XX，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屁声像山炮
清华培养学生有几个绝招，政治上推行政治辅导员制度，体育上有代表队，文艺上有文艺社团。这几个地方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苗圃，被选拔出来当集中队员的，自然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我当年也是文艺社团的一员。
据说，文艺社团在清华由来已久。清华 1911 年建校， 1914 年学生中就成立了歌咏团，后来成立了国乐社、国剧社（俞平伯就是国剧社的）、美术社（闻一多曾任美术社的社长）等各种文艺社团。到我们那个年代，文艺社团已经有军乐队、民乐队、话剧队、合唱队、舞蹈队、舞台美术组以及文艺社等多个团体。支部书记是印甫盛，团长是胡锦涛。
我当时在文艺社，那是个耍笔杆的地方。文艺社又分为诗歌组、小说散文组、电影评论组、《清华文艺》编辑组。我负责《清华文艺》编辑组，组内十名成员，笔头都十分了得。《清华文艺》是校刊《新清华》的副刊，在我们努力下，还是发表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其中最出色的，我个人认为是边国政写的长诗《清华园之夜》。边国政是水 03 的，上大课时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天，他在大课开讲前选了我旁边的位子坐下，很谦虚地递给我一叠稿纸，轻轻地咕哝了一句：“写了点小东西……”我匆匆把它们塞进书包，因为老师在前面已经开讲了。
课余，我翻开稿子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了。语言的优美、流畅；意境的廓大、健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难得的杰作。我知道我觅到宝贝了。立马就去找负责《新清华》编辑的孙敦恒老师。孙老师和夫人小张，都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助手。
孙敦恒老师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为人敦厚、处事不温不火，是清华园里难得的好人。隔了一期，文章没有发，我急忙问孙老师为什么。老孙犹豫地说：“是不是太长 了？”在我看来，边国政的诗字字珠玑，一个字都不应当删。但为了发表，我还是向边转达了孙的意思。边国政很痛快，立即动手压缩了几乎一半，反倒是我在旁边心疼得直跳脚。又隔了一期，文章还没有发。我跟老孙急了。孙老师这回不紧不慢地说：“能不能让他用一个笔名发表？”我觉得好没道理，但还是向边传达了孙的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比方说，叫‘边策’？”他好像很欣赏这个提议，就痛快地答应了。
边国政是东北辽宁铁岭人，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大脑更发达。有棱有角的方脸，架一付有棱有角的方眼镜。有东北人的痛快和粗犷，又有诗人的敏感和细腻。光看外表，很难想象那些优美的诗句就是从这颗硕大的脑袋里流淌出来的。后来我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广场同朋友喝啤酒，看到旁边有一座著名的雕像，一个上面打开了脑袋的青铜人，高举起啤酒杯往自己的脑袋里源源不断地灌啤酒，题名曰：“智慧从啤酒杯里流出来”。我当时就联想到边国政，“诗句从方脑袋里流出来”。
《清华园之夜》在《新清华》上用“边策”的笔名发表了，好评如潮。在我的竭力推荐下，边国政也调到文艺社团成为集中队员，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后来在文革当中，我才了解到当时要边国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秘辛。
老边的家乡，辽宁省教育厅曾发过一个文件，批评清华在招生工作中只重业务，不注意政治质量，举的例子就是边国政。文件中直斥边是反动学生。理由嘛，仅仅是因为一封信。我们初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迎新会，校领导同新生见面讲话。就是在这次迎新会上，蒋南翔校长说：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20 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莘莘学子，听得热血沸腾。边国政对这一场景却有另类的描述，他把他的另类观察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中学同学，却把告发他作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于是就有了辽宁省的文件。
其实，边国政的信写得相当精彩。他是这样描述校领导走上主席台时的场景：“……这时候，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校领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 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这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听听有没有山炮那么响！”
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壮哉边国政！离开清华之后，边国政果然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十五年后，他写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得当年优秀新诗创作奖。
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八十年代后期，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胡锦涛（中)和作者（右）在一起
蒯大富辩论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疹”，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未及文革正式开场，就先拿他们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才会把随便一个什么女人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加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琼（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轰出大礼堂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 : “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 1966 年 8 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 ! ”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 8.20 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英雄遇罗克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大革文化命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所以当宾雁先生刚走，就有自称是朋友的人出来苛责先生，我心里很是不忿，想了四句骂人的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斟酌再三，还是骂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过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于是把这四句话加在自己头上。我想骂自己总可以吧？对方非但看不懂，还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丧，就把对方的文章贴到这个网上，希望听到几句公道话，但没什么人理这个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决心从此再也不理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像某个人说的，连眼白都不转过去。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莫扎特谈话
莫扎特的音乐和入党谈话，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是我清华岁月里的一段和谐的乐章，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段往事。
六六年一月，我在清华加入过共产党，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当时罗征启是清华党委宣传部付部长，蒋南翔校长的主要笔杆，分管校刊《新清华》和文艺社团。印甫盛是自七的学生，政治辅导员，文艺社团的支部书记。他们都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即清华从本校学生中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罗征启1957年毕业自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时代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也当过政治辅导员。
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和胡锦涛相比，虽说都是清华园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但论视野和知识面的开阔，胡不如罗征启；论魄力和敢于承担，胡不如印甫盛；但要论“听话”的程度，他们俩就都不如胡锦涛了。同他们初次见面的印象，老罗是英气逼人；老印是霸气凌人；胡则是和气煦人。
老印来自江苏如皋的一个贫农家庭，有一个叔叔是烈士。他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后来娶了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可算是响当当的“根正苗红”。老印极聪明，也极有能力。按说，他在共产党体系里应该有极好的前途。但他的仕途并不很顺，究其原因，就是他并不是很“听话”。我到文艺社团当集中队员不久，就领教了他内心深处的桀骜不驯。那是六五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文艺社团的老资料里看到一则五八年的旧闻：去上海巡回演出。我唉了一声：“什么时候我们还再去上海啊？”他回了一句，可说是石破天惊：“不可能了。那个年代，都在发高烧。”
把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说成是“发高烧”，我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言论。对此我也有一些模糊的认同，但不敢说。而老印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其胆识不由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这辈子交的朋友不多，但交上了，就是终身之交、生死之交。和老罗，可说一生都亦师亦友；和老印，则一辈子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我大概算不上那种“积极分子”，因为到要发展我为党员的前一天，我都在状况外。六六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已买了火车票要回上海。临回家前一天，李桂，文艺社团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才来同我商量：“阿南，能不能晚几天回去？”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有点不识相：“不行，我车票都买了。”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明天下午四点左右的春运加班车。结果支部大会就在第二天上午召开，我带着行李到会场，会后就直奔火车站。到会上，才知道我的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反正那时候一切都由党安排，听话就是了。那天，被讨论的还有舞台美术组的曲从钰，就是那个黑而胖的“曲曼丽”。
回校后，老印告诉我总支已批准了我的入党，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党员谈一次话，由老罗来谈。约好了去老罗在荷花池的宿舍。行前，我心里有点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还有点忐忑，因为当时我和老罗并不是很熟。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的乱。那时候的宿舍，连厨房都没有，走廊里堆满了做饭的炉子和杂物。进了门，他招呼我坐下。我那坐姿，大概相当于李登辉初见蒋经国的水平。他看到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扎特？”
我哑然。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我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扎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叠叠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扎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怡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自然是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我也有幸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死保你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绝没有好下场！”宣传部的小张藉批斗老罗的机会给他通风报信：“你毒害青年，到现在万润南都在死保你！”
写过“屁声像山炮那么响”的边国政，也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宿舍，也能友好相处。有一天，他向我展示从老罗那里抄家抄来的几本印刷得及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著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过了几天，趁他不在宿舍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模黑给罗征启送去。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还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
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老边的奶酪让我动了一下，还没有让他发觉。他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伯乐和顿悟
我把入党的过程写得如此轻松，仿佛送上门似的，还外加莫扎特，许多人表示匪夷所思。有位学长说：“记得当年我要不断思想汇报，使劲自我批判，和自己也莫名所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影响划清界限才很晚得以入团。”我想别是老年痴呆了，自己的记忆出了毛病？细想了一下，觉得仍是这么回事，还从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小道理。
轻松不轻松，全看你的机遇和心态。你去追寻机遇，自然不会轻松；但机会来找你，大概就不会感到沉重。在我们那个年代，入党申请书几乎是人人都要写的，特别是在文艺社团那种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圃”的地方。如果有例外，也许只有边国政这样的特殊人才。能不能入党，写申请是必要条件，组织上对你的看法才是充分条件。我写了申请，但没抱希望。我出身一般，学业过得去，但也并非出类拔萃，比我强的，大有人在。和我在文艺社同宿舍的郑元芳，昵称“郑媛媛”的，就是一个。名字娇滴滴的，人家可是出身工人的红五类。
今天给你们讲讲郑元芳，这可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记得学校里搞过一次工程画比赛，我的水平是拿到了入场资格，他的水平是拿到了名次。这就叫差距。郑元芳后来读研、留美、在美国大学当教授，都走在同辈的前头。记得我在八十年代的《参考消息》上，还读到过他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出了成果的报道。九十年代末，听说他在OHIO大学当电子工程系的主任。我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叫阎淮的，一起从东部开车去拜访他。阔别三十余年，相见分外感慨。他还是那样斯文，如果要说变化，只能说他当年是斯文的好学生，如今是斯文的名教授。他讲了一些当系主任的秘辛和琐碎，我很佩服他连洋人都能摆平。最新的传闻是他也“海归”了，现在是上海交大电子工程学院的院长。也许，今天他应该另有一番感慨了。毕竟，摆得平洋人，未必能摆得平自己的同胞啊。
我的轻松入党，全靠两位入党介绍人的青睐。我很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恩，不说“士为知己者死”，起码我也回报了他们终身作为朋友的忠诚。后来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当面听到过他们对我能力的评估。虽然我觉得他们的用语有点夸张，但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由衷的称赞。
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罗征启带我去见他，推荐我去给他当秘书。论年龄优势、人品可靠，我知道自己还行。说到能力时，老罗诚恳地说了句：“他的文章写得比我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先在我这里历练一下，不会总让你当秘书的……”我还用宜兴话同老校长交谈了几句，乡音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后来嘛……我老岳父李昌坚决反对。这事就作罢了。蒋和李算是清华同年，一起搞学运，一起到延安，一起上团中央，一起到大学当校长，一个到清华，一个到哈工大。当然这不是反对的理由。李昌是认为搞不了业务的人才会去搞政治，而我当时在科学院计算中心，业务上似乎也还有点前途。
八三年底，我在科学院参与的项目搞出了点名堂，评了个三等奖。我被选派到美国进修。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过得去，听、写能力则一塌糊涂。第一次参加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后来到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人英语中心恶补了一下，第二次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
我说自己不经意就入了党，你们就“匪夷所思”，如果我说一不小心创办了四通，你们该“瞠目结舌”了吧？基本上还就那么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准备出国，办企业并非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印甫盛来电话约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领头的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老印在计算机一行里已经是“大腕”级，那几个年轻人准备自己出来办公司，想请老印出山。
“办公司？凭你们几个？”老印一脸的瞧不起人，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点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在为办公司蠢蠢欲动，于是说：“我的几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来商量一下。我在出国前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可以先跑跑腿。”
这就是创办四通的缘起。如果没有老印的慧眼识人，大概也就不会有四通。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不敢自诩“千里马”，但他们两位确有伯乐之明。我其实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没有人去激励，我会活得很平庸。因为我从来不刻意去规划什么，连小时候上学，都是一个意外。姐姐七岁上学时，我们都在宜兴外婆家。农村小学为了提高女孩子的入学率，允许她们带弟妹上学，我就跟着去学校。没有课本，我小姨帮我用钢笔抄了一本。我跟着听课、跟着举手回答问题、跟着要考卷参加考试。第一次大考，我算术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9分。填空时我把“田野”的野字的右边旁，写成了矛。多了一撇，扣了一分。为此我刻骨铭心了一辈子。我比姐姐小两岁，就这样一路跟上来了。那一年，我还不满六岁，恰好是我孙女万朵现在的年纪。
因为比同班男生小，所以常常受欺负。我从小笨嘴拙舌，也不会告状，只能吃哑巴亏。后来在江湖上面对各种明枪暗箭，尚能处之泰然，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练了“童子功”。通过帮助同学温课，我逐步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老师也常常护着我。但有一天，我遭到教导主任孙老师的一顿严厉训斥。农村小学因为教室少、老师少、学生少，所以虽然也分六个年级，但只分三个班上课。一、二年级在一起，三、四年级在一起，五、六年级也在一起。上课时前半堂这边预习，那边讲课；后半堂这边讲课，那边做作业。这给了我两边听课的机会。一天六年级那边老师问了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居然没人回答得出来。我在五年级这边就雀跃起来，举着手，半蹦着高，嘴里还喊出声来：“我来！我来！”生怕失去自我表现的机会。没料到孙老师勃然大怒，用教鞭敲着讲桌，呵斥我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一顿倾盆大雨、当头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这就是所谓震撼教育吧？从此就灭绝了性格中的“张扬”，变得“少年老成”了。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中美教育的帖子，对孩子的“自我表现”采取鼓励还是压抑，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思路。也许，我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唉，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岁。
当我转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看到的这个乡下孩子功课好、懂礼貌、不是非、还……少年老成，几乎是零缺点。从此前程似锦，少先队当到大队长；刚到年龄就入团，从高一到高三，当了三届校学生会主席。到清华又遇到两位不同凡响的伯乐，他们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我用感恩的心情念及这些师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孙老师的当头棒喝。
也许，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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