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
一九五八年秋，在大跃进的狂躁中，我成为中学生了。当时的政策是学生按地段就近入学，我被安排到五十五中学入读。学校在建国西路上，夹在瑞金二路和陕西南路之间，确实离家很近。五十五中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既不是市重点，也不是区重点。
一个普通孩子，来自普通家庭，上了普通学校，一切都很普通。不普通的，是小学老师对我的隆重推荐。他们一定把我夸成了一朵花。否则无法解释我刚上中学就如此受到重视：安排在全校开学典礼上代表新生讲话，还被选为少先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是高一女生，叫沈小英。她像大姐姐那样带了我一年。第二年，我就接了棒，大队长当到初三毕业。
第一次在开学典礼这种大场面讲话，就出了状况。我年龄小、个头小，把麦克风降到最低处，只够到我的脑门。老师找来一只小凳放到讲台后面。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老师就一把把我抱上了小板凳。全场爆发了一阵哄笑。
男孩子上学太早，不见得完全是件好事。智力开发固然早，成绩一般也优秀，但不利于领导才能的培养。在男孩子中间当头，首先是个头，其次是拳头，再其次才是笔头。从小学到中学，我艰难地从一道杠、二道杠，爬到三道杠，尽管有老师鼎力相挺，尽管学习成绩“一只顶”，却始终得不到多数男同学的拥戴。
上课了，我喊了起立。老师和同学们互相问好，然后请大家坐下。我的椅子让人偷偷挪走了，坐了个空，结结实实摔了个大屁墩。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我就拿出乡下佬肯吃闷亏的傻劲，毫不理会，拍拍屁股照常上课。在老师眼里，觉得我这个孩子很不简单。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论拳头，我打不过他们。
我主动找那些调皮学生一起温课，用笔头来弥补个头和拳头的不足。这一招，越临近考试越有效。大家渐渐成了好朋友。这一切，看在老师眼里，更觉得我这个孩子非常的不简单。于是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回答绝对超前：“因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帮助，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那是一九五九年，我不到十三岁。这可不是我老年痴呆，时空倒错，把文革提前了七年。有案可查的是，我讲这一段话，是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上了少年儿童节目的。我去电台录音那天，记得是在外滩的一座高楼里，被特别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三道杠。电台广播又看不到人，只听声音的。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搞不懂。
一九五九年是建国十周年。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上海市表彰了一批优秀少先队员，我也拿到了奖状。从小学到中学，我得奖无数，但数这一次拿到的奖状的尺寸最大。
对了，少年儿童节目是为了配合这次表彰，才录制了我的那次讲话。
后来到了文革，当大家都来这一套时，我自然觉得有点“小儿科”了。进而用一种冷静的反思，来对待那种群体的狂热。为此我总结了一条自己的人生格言：
当大家都冷的时候，你要热一点；当大家都热的时候，你要冷一点。
哈哈，有点苏东坡的意思，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外号
中国人的称谓比较复杂，有姓、名、字、号。遇到一位新朋友，你会问：“您贵姓？”或者问：“您尊姓大名？”可见，姓非“尊”即“贵”，名则一定要“大”。这里的“大”，是正式的意思。
有大名，就有小名。小名一般也叫昵称，一般取大名中的一个字。例如，从小到大，我的小名先后有“南南”（弟弟尚未出生）、“大南”（有弟弟小南了，以示区别）。到后来，才有大学同学管我叫“阿南”。
字一般是成年以后才取的。《礼记》：“男子二十冠而字”、成语“待字闺中”，就是这个意思。字一般是名的同义反复，或者意义的延伸。字取得好的，记 忆中一是戴笠、二是我母亲。戴笠字雨农，下雨天，一个戴着斗笠的农民，绝了！母亲名蔼霞，字红蕴，颇有点诗意。我外公很有想像力呵。
姓是与生俱来的，你没法自己选择。名和字，是由尊长代取的。号，则是后取的。自取的叫“自号”，外人取的就是“外号”。外号有雅俗之分，雅的叫“雅号”或“尊号”，俗的就是“绰号”，在我们老家就叫“臭名”。
上小学的时候，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臭名。可能是因为在农村、上海两边窜，还没有来得及让人起外号，就转学了。中学时期，我有了外号。
外号一般都带有戏弄和调侃的意思。上次在校友网上看到同班的张万钟，说自己在中学时的外号叫“饭桶”。我不禁莞尔，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也让人叫了六年“饭桶”。上海话同杭州话一样，“饭”和“万”不分，这大概是我们获此外号的原因。
中学时，有一次在同学家里温课，大家“饭桶”、“饭桶”的叫我。在一旁的同学家长幽了我一默，对我说：“你这个‘饭桶’尚能如此，看来你们学校的教育质量还不错啊！”
外号一般根据你的姓名的谐音，或者你的长相、或者你的生理特征。记忆中有点意思的，有一个同学下巴有点长，于是得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有一个同学排气比较多，于是被戏称为“彼德”（屁多）。
文革期间，和罗征启老师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些趣事。老罗说，他们班也有一位同学叫彼德，他还给加了前缀。这位同学在台阶上能滑行得又快又远，老罗称 赞他喷气式果然不同凡响，并授他博士称号，当然是“空气动力学博士”。那个年代有个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老罗据此略加变通，给他加了个后缀。这 样一来，他的外号就成为：“空气动力学博士，彼德.乌法科夫”（屁多无法克服）。
这位博士，也是我们当年在清华园里熟悉的师长。我厚道些，故隐其名。
老罗就是厉害，连给人起外号都是大师级。
对了，老罗自己的外号叫“萝卜”。各位，何不在网上也晒晒自己当年的外号，一定妙趣横生、可以让你开心半天呵……
老师
从初一到初三，班主任都是朱精勤老师。业精于勤，朱老师和这条古训名符其实。她教我们代数，教得一丝不苟；她当班主任，当得尽心竭力。烫发、金丝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神有一丝严厉，但严厉后面是无边的慈爱。她带我们就像老母鸡带小鸡。看着小鸡一天天长大，她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溢于言表。
毕业后，初中同班的同学分散到不同的学校。每逢假期，大家都会相约去看朱老师。有一年暑假，我在家里感觉到一阵莫名的烦躁，就漫无目标地走出家门，想到外面散散心。刚走到瑞金路建国路口，一堆初中老同学聚在那里。见到我后，大家说：“好了，人齐了，我们走吧！”
“走？去哪里？”我莫名其妙。
“去看朱老师呀。”原来大家约好在这里集合，但我事先并不知道。冥冥中自有一种安排，不允许我在这次拜访中缺席。从此我相信人确有第六感。第六感是对气场的感觉。聚在街角的同学的等待形成了一种气场，我接收到了，所以才会感到莫名的烦躁……
朱老师比我母亲年纪还大些，应该还健在。否则，我的第六感会有感觉的。隔着太平洋，学生祝老师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上课时让我们笑口常开的，是教语文的童老师。他风趣幽默，说文解字是一绝，常常是妙语如珠。有一次，他让同学到黑板上来造句。题目是“挖苦”。被叫上去的是一位女同学，叫韦和英。韦同学家境比较贫寒，瘦骨伶仃、面有菜色，站在黑板前面，哆哆嗦嗦的，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显得分外楚楚可怜。
童老师非常客气地请她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后说：“用词造句，首先要对这个词的涵义有清楚的了解。那么，‘挖苦’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他提高了声调，“刚才韦同学在黑板上挖了半天的苦，还没有挖出来。这就叫‘挖苦’。”
全班哄堂大笑，笑声中大家确实领会了，什么叫“挖苦”。
有一位同学比较会拍马屁，童老师就当众夸奖他：“嗬，你可是个天才！”，有意无意地，他把“天才”的“天”念成“舔”。大家又是哄堂大笑。从此这个同学就有了外号，叫“天才”，或“舔才”。当时有一种天山牌香烟，于是他的外号又转成了“天山牌”。这是老师给同学起外号。
同学也给老师起外号。教地理的老师是苏州人，上课时一口苏州话。苏州女人讲话柔和得像清风拂柳，好听得让你心旷神怡；苏州男人讲话却软得一塌糊涂，听了让你直起鸡皮疙瘩。很不幸，教地理的是男老师。他把“在北纬六十六度半的地方……”说成“勒啦~北纬~裸湿裸到波~格地方。”
大家忍竣不住，给地理老师起了个外号：“裸湿裸到波~”。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一年四季，可以裸湿裸到波的。虽然纬度依旧，却是在西半球了。一叹。
读书
我这一辈子看过的书，大约有一半是在中学阶段读完的。我读书的样子，就像我吃饭的样子，很难看，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求甚解、不辨粗精、囫囵吞枣、食量惊人。我还自嘲，你们不是叫我“饭桶”吗，所以我只须打开盖子，把整碗饭往里倒就是了。
为了方便看书，我主动到图书馆去帮忙。帮老师整理图书、编写数目。名曰帮忙，实为踩点。我上午从图书馆借的书，下午就想去换一本。图书馆老师看我这副饿死鬼的饥渴样，十分同情。她作了一个伟大的英明决定，给了我一把图书馆的钥匙。要看什么书，自己拿，自己登记；还了，自己注销。我方便，她省事。当然，她这样做，更是饱含了对我的欣赏、信任和关照。
书籍，是知识的海洋。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读一本好书，如饮一杯甘泉。我不是一口一口喝，也不是一杯一杯喝，而是把自己泡在里面喝。我读书很杂，也像我吃饭，草口粗、不挑食，吃什么都津津有味。
我读马、恩、列。初中时就啃过《资本论》，说实话，没啃动。觉得这个大胡子语言生涩、旁征博引，太拽，不喜欢。喜欢恩格斯，语言流畅，那个《自然辩证法》，相当有趣味性。很喜欢列宁，思想犀利，语言更犀利。那种走极端的热情，痛快淋漓地骂人，很能让人着迷。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后来人们这样唱，而当时，我就这样做。和马、恩、列比，毛朴实得多。喜欢毛那种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上去滚一滚”的痞劲，欣赏毛引用的一些生动活泼的语言，例如山间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的头重脚轻根底浅。更佩服他打仗时“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战术高明。
我读诸子百家，不喜欢孔子的假正经，不喜欢墨子的假仁义。喜欢老子的飘逸，喜欢韩非子的思辨和杀伐果断。读《封神榜》、《西游记》，幻想自己也能呼风唤雨、像孙悟空那样七十二变。读《三国演义》，觉得刘备是个草包，曹操太奸、诸葛亮太神，周瑜才是大英雄，被人气死，太冤。读《红搂梦》，很不理解宝玉不要那么乖巧可爱的宝姑娘，却喜欢悲悲戚戚的林妹妹。读《水浒》，很奇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宋江能当头，感叹一身本事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却命途多舛。
读唐诗、宋词、元曲，喜欢李白“白发三千丈”的夸张和“天子来召不上船”的豪气，欣赏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大爱和“共此灯烛光”的朴实。苏东坡才华横溢、辛弃疾悲歌苍凉、李清照娟秀细腻、马致远飘逸洒脱，在在都让我着迷。韩愈的古朴、贾谊的华丽、欧阳修的简约、纪晓岚的睿智，篇篇都让我如饮美酒。
我说过，崇拜高尔基。从他的三部曲，开始迷上了俄罗斯文学。不喜欢大胡子的托尔斯泰，却喜欢小胡子的契柯夫。喜欢听高尔基讲俄罗斯底层的平民故事，也喜欢屠格涅夫讲述俄罗斯贵族的优雅和感伤。他的《阿霞》，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一道彩虹。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我心中的神。我一点都不讨厌他忧郁的病态，他的《白痴》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让我着魔。喜欢梅思金公爵，那是真君子；也喜欢罗果静，那是真男人。
我的目光转向法国文学。雨果是法兰西的李白，口若悬河，一泻千里；巴尔扎克是法兰西的杜甫，人间喜剧，娓娓道来，栩栩如生。文学城的书香世家，去年问我一个问题，哪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豪不犹豫回答：《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的开示，几乎也是我为人的金科玉律。巴尔扎克的书，凡能找到的，每一本我都读烂了。傅雷的翻译，那是译作的喜马拉雅山。葛朗台、高老头、两兄弟，都是我童年时代给弟弟、妹妹讲故事时的主角。莫泊桑的短篇、斯汤达的《红与黑》、梅里美的《卡门》，都让我震撼。法兰西真是个伟大民族，能产生这么多大师……
对了，我在文学城上回答《悲惨世界》时，有个小子在后面加了个贴，说“不对，年轻时对老万影响最大的是《红与黑》。年老了，影响最大的是《唐吉珂德》。”
呵呵，虽说是调侃，还带一点嘲弄，甚至有点不怀好意，但却带着浓浓的书香味。
小英
前面说过，男孩子上学太早，不见得完全是好事。说了一个原因：个头不高、拳头不硬，不利于在男生里面当头。这其实不算什么，一堆人里头，头只有一个，咱不当就是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利于找自己的另一半。头可以不当，另一半不能不找，对伐？
女生本来就发育得早，一般要比同年龄的男生高一头。以前我在婚配概率里说过，女生的目光都往上看。这样一来，小男生就更可怜了，完全在同时期女生的视线之外。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姐弟恋。
小学时同菁菁勾过手，算是同女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二次就是和沈小英了。她高一，我初一。她是大队长，我是大队副。她长得端端正正。设想一下，一尊观音像，一边梳一条短小辫，白衬衣，黄底黑格的中短裙，那就是沈小英。区里组织各校的大队长游佘山，每个学校一个名额。她破例把我带去了。
佘山算是上海郊外的著名景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佘山也就是几个小土包，但在长江冲积平原上，就可以称山称峰了。那天，我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她也时时刻刻关照着我。为了便于各学校之间交流，每人发一个名牌，佩戴在胸前，上面写上学校、姓名、职务。我填上了学校和姓名。在职务一栏，我犹豫了。不能填大队长，又不好意思填大队副，虚荣心作祟，我就把这一栏空白了。
她看在眼里，微微笑了一下，把我招呼到跟前，亲热地把我揽在怀里，说：“来，我帮你填上。”我心里忐忑着，同自己的亲姐姐都没有这样亲密过，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完全顾不上她帮我填写了什么职务。
回到家里，取下名牌，我立刻羞愧得无地自容。她在我名牌的职务一栏，填上了醒目的“大队长”三个大字。
在以后的人生经历里，每当虚荣心又要作祟，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佘山上的那一幕，仿佛看到她的微微一笑，就会产生一种警觉，以免自己再次无地自容。
第二年，我就继任了大队长，她到校团委工作。她高三毕业的时候，我送了她一本精美的日记本。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第一次亲热地称她为小英姐姐，写了一段温馨的赠言。她也爱好文学，报考大学的志愿是北大的中文系和人大的新闻系。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她没有如愿。后来，她的人生道路走得相当艰难。
文革期间，我去看望过她。她家住在淮海路上。那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游佘山的那一天，她就是梳两条短小辫、白衬衣、黄底黑格的中短裙。小英姐姐的印象，就这样在我记忆中永远定格了。
伙伴
说说我初中的几个小伙伴。
计文德，外号“老母鸡”。后来清华同学里有个周坚，也叫“老母鸡”。但他是自号，不是外号。文革当中，周坚说自己要像“老母鸡”保护小鸡那样保护教师和干部，因此得名。计文德没这么伟大，他叫“老母鸡”，只是因为“计”和“鸡”同音。
计文德和我同质性很高，成绩优秀、品行端正。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是班长。后来我被选为大队副，计文德就是班长。白净的国字脸，架一副眼镜，一派少年老成的样子。朱老师看到我俩，满眼的笑，一脸的花。我们之间也常串门。规规矩矩的乖孩子，人见人爱，我母亲也喜欢他。计家伯伯同我父亲一样，不太理会我们小孩子，一脸的严肃。计家姆妈看到我，却是一脸的笑意。我们偶尔也淘气，干的最出格的一件的事，是在他家里，把他父亲的刮脸刀偷出来，在小脸上试了一把。其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几天不刮脸，胡子就一大把。我就索性留下了一小撮。
初中毕业后，计文德考到向明中学读高中。后来考上了上海交大。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一直有来往。直到一九七零年大学分配，才断了音讯。说来已有三十八年了。
和我更瓷的，是舒开达，因为他名字中有一个“开”，与K谐音，所以外号叫“老K皮”。
和老K皮的友情里，带有更多的亲情。舒开达是班上的中队长。他家离学校非常近，就在建国路陕西路街角的步高里。我常常去他家里玩。他们一家，我都很熟。舒家伯伯高而瘦、乐观开朗。从外貌到性格，舒开达和他父亲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舒家姆妈贤惠能干，胖墩墩的，有一只眼睛不好。他哥的样子随母亲。兄弟俩的相貌南辕北辙。偶尔我还同舒家伯伯下两盘棋，虽然输多赢少，但应对得不慌不忙。他对我这个小朋友便刮目相看，这样就成了忘年交。
历史课讲太平天国，有个将领石达开。上海话“舒”和“石”谐音，老K皮又有了新外号：石达开。
舒开达高中读的是比乐中学。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大。再后来是安家在加拿大。我们一直有联系，直到一九八九年以后，我来到海外，途经加拿大，还专程拜访过他们全家。老兄弟见面，“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唏嘘和感叹，不说也罢。
我心理上和舒开达一家亲近，还有一个拐弯抹角的原因。他叫开达，他哥叫开源，暗中合了我父辈名字的玄机。
淘气
初中班上最淘气的，大概要数陆俊发了。小陆子，皮大王，外号“猢狲精”，眉清目秀，严重的多动症。他在家里是独生子，备受宠爱。每天清晨，母亲把他洗涮得干干净净，早早就把他送出家门，希望他上学不要迟到。偏偏他还是经常迟到。第一堂课已经开讲了，他才出现在教室门口。手上脏脏的，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小陆子的大花脸扮相，让全班同学都忍俊不住，连老师都使劲抿住嘴。
原来，小陆子是玩玻璃球的高手。他的一手硬功夫，就是在上学路上练就的。一出家门，他就摔出两粒玻璃球。他给自己定下了高标准：必须后面的球击中前面的，他才前进一步。基本功是提高了，但在时间和扮相上付出了代价。
小陆子很聪明，但聪明没有用在读书上。如果把玻璃球换成小白球，按他那种刻苦和韧劲，一定会是高尔夫神童。将来成不了老虎，那也是猴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本来就是“猢狲精”嘛。
他的聪明，还表现在对人性弱点的认知和利用上。盲从、随大流、人云亦云，这些人类普遍的弱点，往往被人利用来运动群众。当然，小陆子下面的恶作剧，不过是淘气。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马路上走，他突然停下来，跟我挤了一下眼睛，说：“来点好白相的。”他一把拉住我，仰首指天，大惊小怪：“你看！你看！！你看！！！”引得路上行人纷纷驻足抬首，一会儿就聚了一大堆。还能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看到了吗？”“诺，看那边……那边……”相当一部分行人仿佛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
他悄悄拉我一把，缩着脖子溜了。剩下一堆“阿木林”，留在原地抬头望天、指指划划。
小陆子固然是淘气，但在淘气中，往往也揭示人性的一些弱点。撒布谣言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种本性往往被利用来撒布有目的的谣言；盲从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种本性往往被诱导成有目的的顺从。
抹不开面子，也是中国人人性中的一个普遍弱点。如何利用人性的这种弱点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小陆子好像也懂。
有一天傍晚，我们去离家不远的复兴公园玩。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坐坐。那时候公园的椅子上，坐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很难找到空位。个别情侣大概是初次见面，坐得有点距离。小陆子就见缝插针，他会一屁股坐到他们中间，叉着胳膊，左右环顾一下，大大方方地说：“来，我们一起谈谈。”抹不开面子的那对情侣，往往站起来就走了。留下的空位，就归我们享用了。
小陆子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就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临去新疆前，我们一起到照相馆合了一个影。一对青涩的十四岁少年，见证了我们初中时代的同学情谊，什么时候翻出来给你们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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