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伴随我成长
这台凯歌牌收音机是什么时候买的，在什么情况下买的，我已经不得而知了。可是，我知道在那个连手表，收音机，自行车都算老百姓家庭三大件的年代，买一台这样的收音机，一般老百姓要存好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钱才能梦想成真的年月，我家能有这么一台收音机，可真算“小资“了！
那时候没电视，大街上安装着高音喇叭，经常只放新闻啊，革命歌曲啊，喇叭里放什么，你只能听什么。我家由于有这么一台收音机，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听的。
至今，我脑海里依然有清晰的画面：一个可能刚刚记事，懵懵懂懂的小女孩，趴在桌子上，一边无忧无虑的看着鱼缸里的金鱼漫游，一边无目的的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革命样板戏“的唱腔，及我爸，我哥跟着收音机一起唱样板戏的情景。‘样板戏’刚开始特别风行，大街小巷似乎时刻都能听到样板戏的唱腔，广播里的，跟着学的，好像每个人都能唱上一两句。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样板戏里青衣，花旦，老旦等女生的所有唱腔，做为京剧爱好者，小学就打下了基础。
还记得小学二年级，我家住的大院是我们自治区财政厅的家属院。说起我们的家属大院，孩子真多，每个年龄段的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伙伴。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家属院里聚集了很多文化人。那时各单位，学校甚至各家属大院经常过年过节自己组织演节目以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八岁的时候就登上了我们大院的舞台，演唱了“红灯记”里李铁梅的经典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家的这台凯歌牌收音机真正走进我的生活，是我家搬了新地方，那时我小学三年级。新家没有原来大院的那么多孩子，这台收音机就变成了我的宝贝。我清晰地记得我姐就像个“演播表”，似乎对我们想听的节目了如指掌。那时跟着她，特别是在假期，听了大量的电影录音，新歌曲，比如电影“南征北战”， “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烈火中永生”，还有译制片“杜丘”，“叶塞尼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简爱”等等等等，以至于乔榛，丁建华，李梓，尚华，于鼎，毕克，童子荣等有个性的声音，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会第一时间从记忆里检索到他们每一个演员的声音。经常为争一个角色的声音，守着收音机等待答案，还不时模仿着他们的语调，台词，和我姐一起分享着收音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听收音机似乎练就我一付好耳朵，我能很快分辨出我听过的声音。记得那是大学二十年聚会，我由于不能成行，而通过电话和同学们打招呼。二十年了，同学们天各一方，很多自从毕业几乎没有联系过，但凭我早年练就的功夫，我在同学们第一句问候的话语里就分辨出他们各位的声音，当时还真有点小得意。
那时我姐是他们学校青少年歌手，每次演出，必有她的节目。她追踪收集了每一集的“战地新歌”，跟着她和广播，我也学会了歌曲集里的每一首歌。那时学歌好像有天分一样，一听就会，整天嘴里哼着时髦的流行曲，样板戏自不必说，什么“火车向着韶山跑”，“我是公社小社员”，“北京的金山上“，”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及我第一次识谱学会的歌唱周总理的歌”我爱梅园的梅“。当每首新歌出现，我和姐姐都是在第一时间就学会，我们紧跟着歌坛的潮流，自然知道每一位歌星。通过这台收音机，每天中午的小说联播节目，那是必听的。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在那里，我知道了曹灿，刘兰芳，袁阔成。我听了“新来的小石柱”，“岳飞传”。听彭总的警卫员写的“在彭总身边”时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为彭总的晚扼腕叹息。
我们院子里有个小男孩，很顽皮，可是每听到“岳飞传”的时候，他就静静坐在我家的收音机旁。有时放学的路上贪玩，没赶上时间，但只要一听到刘兰芳的声音，他就像飞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家，这时他的顽皮劲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那时，刘兰芳的评书只要一开播，几乎是万人空巷，特别是小学生，特别准时，早早就等在收音机旁了。
从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很多好节目。每天下午五点半是“教唱歌曲”节目，我一边听一边做饭，从那里，我学会英文演唱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哆，唻，咪“。我还听了大量的关于如何欣赏交响乐，教唱京剧等节目。孙道临，达式常等诗朗诵是我的最爱，我至今对配乐散文”荷塘月色“印象深刻。
当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好像全国顿时掀起了学习热潮。新华书店门前家长们为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排起了长队，人们也开始学外语。记得有一段时间，每个城市出现了英语沙龙热。我也在我家的收音机里搜索每天晚上七点半开始的半小时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那时听美国之音算是敌台，所以干扰很大，听不清楚，需要不断调整频率，而且很害怕被人抓到。那时的美国之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闻快及属实。记得伊朗总统霍梅尼去世的消息，我就是第一时间从美国之音听到的，后经中央电视台证实。
听收音机，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增长了见识。总之，我从这台收音机里受益匪浅，我徜徉在声音的海洋里，汲取精华并享受着它带给我的每一份快乐，收音机伴随我成长。
文：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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