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旧事(作者：一霖)
1.电话间
说的是老早子的事。那时候，家里有私人电话的，不是局级以上干部，就是资本家。
我家的弄堂口，有家小烟纸店，有只电话间。黑色木胶壳的电话听筒，据说是弄堂里某个资本家家里的私人电话，被居委会动员出来为人民服务的。说动员是给资本家们面子。
管电话的，都是居委会里的爷叔阿姨，他们对弄堂里的人家，住哪里，有几个孩子，做啥事体，都了如指掌。倒蛮负责的，一只电话来了，紧赶慢赶过来，仰头大叫：“10号里前楼的杨老师，侬电话呀！”叫几声，没回音，等那位杨老师下班回家，刚一脚跨进弄堂，电话间里就有阿姨伸出头来：“杨老师，3分洋钿传呼费。”
那个年代，除了谈朋友的，一般人家也不打电话。大家都奉行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待友准则。想去哪家，说走就走，最多吃个闭门羹，要是有人在，进去喝杯茶，吃个便饭，更是皆大欢喜，哪里需要电话预约。
我第一次去听电话还是刚上小学吧。弄堂口车声人声嘈杂，听筒里传来的声音飘忽而模糊不清。电话间阿姨教我用手捂牢另一只耳朵，还是没法听清。那个阿姨还叫我回家让妈妈把我耳朵里的耳屎挖干净。
隔壁二楼厢房的阿莉莉，是电话间的大客户。经常听到楼下有人叫：“阿莉莉呀，侬额电话。”
只听阿莉莉没好气地问：“啥宁打来额？”
“一个男的。”
“啊？姓啥？”
阿莉莉听到打电话来的姓陈，不耐烦地：“不接。挂忒好了。”
“啥？挂忒？个么3分洋钿传呼费侬掼下来。还有，伊再打来要来叫伐？”
……
左邻右舍，不少人从自家窗口伸出头来，阿莉莉长得漂亮，又正当年，大家都蛮关心她的。
2，王家阿婆
现在回去吃本帮菜，就像吃农家乐一样，原材料都是最稀松平常的。和花样繁杂的川菜、粤菜比起来，本邦二字，反倒透了点乡间的质朴。正宗的本邦菜，一定有葱烤鲫鱼；有一碗红烧肉，随时令，或加笋，或加百叶结，有时也加酱蛋；熏鱼总是少不脱的；一只丰盛的荤汤，不是腌笃鲜，就是三鲜砂锅，蛋饺、肉皮、粉丝，几叶黄芽菜，切几片番茄吊吊鲜……
想到这些菜，我就会想起老房子我家对面的王家阿婆。
阿婆是宁波人，嫁人后跟丈夫到上海来做生意，开了个服装厂，也算是有产业的人家了。我小时候，看到过她民国时一身狐裘的老照片，再看看眼面前的阿婆，相差的，哪里仅仅是年岁。
从前做生意，一靠节俭，二靠勤勉。阿婆家一幢石库门房，一楼做车间，亭子间是账房，二楼三楼是卧室。阿婆除了照料家事，还负责锁钮扣。赶工时，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
我小姨还告诉过一个笑话，听完我心里却酸酸的。当年我外公带王家阿公去川沙谈生意，郊外没有公交车，二个老先生为了省点钞票，从吴淞一直步行到川沙，回程才叫车回家。一点产业就是这样勤俭辛苦打拼下的。后来，公私合营，连作为车间和账房间的民宅也变成了街道生产组。
80年代落实政策，街道说另择房子作为补偿，阿婆坚决不从，一定要生产组搬走。她讲，老头子临走，气不下这几间房。僵持了好多年，房子才算物归原主。
文革时我还小，父母经常被下乡或被政治学习，我常在阿婆家蹭饭。老太太的铁锅，用了有几十年，锅底磨得很薄了，所以她炒菜很少开大火。点起火来，笃笃定定，一样一样慢幽幽的烧，还不忘出灶披间和人敷衍几句。我小时候最爱吃她烧的红烧带鱼。带鱼沥干水，铁锅擦净，姜片抹锅，入油，下鱼，煸得噼叭做响，等两面煎得金黄硬挺了，盛盘，铁锅葱姜爆香，酒酱醋糖一样一样倒，等汁水冒泡收浓，淋在鱼身上，端上桌，脆嫩鲜香，好吃极了。
我出国后首次带儿子回家探亲时去看她，她一人住在二楼前厢房，小电视机开着，老太太耳朵有点背，说开着也就是看看五花六色的颜色，领领市面。她给大毛倒上一杯可乐，蒸碗反手往盘里一扣，褪下一团自制的猪油八宝饭，再来一碟白斩鸡，一碟酱鸭，说是饭前点心。还告诉大毛，“上海菜顶好却勒，外国却不着额。”
老阿婆九十多岁时被女儿接去同住，复式房间还楼上楼下不消停的走。没剩几颗牙了，有天早起，还把一盒剩下的巧克力夹心花生都吃了。吃完一边努着嘴一边说，天娘爬起么米道，寻块外国糖嘬嘬，格贼会里头有花生米额啦，却得切力勒。说完，一脸阳光地笑了。
吃过意餐的第二天，来点中式的，煮锅香菇鱼片粥，配盘麻辣牛筋、凉拌海带。清粥小菜，暖老温贫，荤荤素素，有种古朴的安详。边吃边想，回上海去，再吃点什么呢？青团的画面，一跃上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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