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的3月29日，我离开北京，负笈扶桑，从此开始异乡人的旅程，这既是选择，也是命运。原文载于2016年2月15日《经济观察报》）

 

 

 

一

 

我从来没有想到，仙台这个地名，会在2011年3月11日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闻名于世界。在此之前，中国人知道仙台，多半缘于鲁迅那篇《藤野先生》；绝大多数美国人没听说过Sendai这么个地方；就连日本人，一说到仙台，很多人都有些“海客谈瀛洲”的微茫。日本的中心，在东京、大阪亦即关东和关西地区，至于东北一带，竟是边远地区了。然而仙台于我，却是萦绕着青春记忆的城市，安静而隐秘，沉睡在内心深处，不料在中年行将结束之际，突然化为电视上令人心痛的景象。我最后一次路经仙台，是上个世纪末的一个春日，只有匆匆两小时，在仙台驿（日文车站的意思）外的高架桥上四望小城，感觉亲切、很少改变。听说地震后仙台驿几乎尽毁，城市也面目全非。

 

1978年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政策之一，就是外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有计划的分批派遣，开始在1979年，其中本科生出国留学主要是去西德、日本。教育部分别在上海同济大学内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内设置了预备学校培训外语。每年寒假时，分配到名额的大学从前一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出国留学生，据说主要的依据是高考成绩，参考第一学期成绩和政治表现。去德国前三年是每年八十名，后来多少人我就不知道了。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简称留日预校，成立于1979年，最初是培训去日本留学的本科生，从1982年七七级大学生毕业起，培训去日本留学研究生的日语。派往日本留学的本科生，前后五期共约380人，选自78级至82级大学生。前三期每年百人，第四期五十人，第五期三十人。我是第三期，接受十个月的强化语言培训，从学日语字母到学习日本高中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省对留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然后去留学。

 

我在1982年3月29日和二十多名同学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伊尔62飞赴东京。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乘飞机，登机时相当兴奋，起飞后大多蔫菜。我是少数不晕机的，而且看到飞机上的正餐里有虾，就把邻座愁眉苦脸的同学那份拿过来，吃了双份。我年青时似乎很不靠谱，别人和我自己都这么觉着，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所谓不靠谱的标记之一，就是别人往东时我总是朝西。比如飞到东京时，初次出国的少男少女即使没晕机也多少有点怔，我却兴致极好、滔滔不绝，跑前跑后、帮同学拿行李等，处于亢奋状态。来接机的李老师一看我这么有劲，便指定我临时带队，于是我拖着两只超重的大箱子，招呼着一行人上大巴，看着沿路的风景就到了驻日大使馆。

 

一进大使馆，就有回到中国的感觉。在食堂里打饭，熙攘喧闹。吃过晚饭，集中开会，听教育处参赞讲话。讲话完毕后，每人领到35万日元的“安家费”，是从奖学金里预支的，一季度后开始还，每个季度还5万，两年后还清。拿到钱后，因为知道在大使馆住一夜后第二天就各奔东西，大家纷纷合影、告别、在本上写几个字等，过了一个乱哄哄的晚上。

 

次日坐上特急列车时，兴奋劲已过，困得不行，于是一上车就点了四杯咖啡，720日元。我拿出一张一万元的票子付账，服务员大概问我有没有零钱，我却听不懂。服务员微笑着使劲看了我一眼，然后半鞠躬退下找钱去也。端上来的，是黑咖啡，我们都有些傻，因为以前喝过的，都是加好奶和糖的。

 

1982年3月30日，同学和我一行四人抵达仙台，开始留学岁月。走出仙台驿时，蓝天白云下绿荫掩映的青叶大道，一直通向西边起伏的山影。第一印象往往是记忆的定格，关于人是如此，关于城市，又何尝不如此。那天来迎接我们的，就我记忆所及，有当地日中友好协会的佐佐木会长、高桥先生、今泉先生、山崎先生等人；留学生也来了不少，有时任中国留学生会长的X、时任支部书记的Y老师、学长L、X、W、以及住在我们将入住公寓里的几位老师。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据说总共不过几百人，在仙台有大约三十人。其中有在我们之前来的本科生8人，其他则大多是在国内已任教、来进修一年的老师。

 

我和另一同学入住的公寓，是二室一厅，里面原已住L、H二位老师。H老师即将回国，我们搬进去继承他的房间,他搬出来，所以我只见过他一面，连他的大名都没记住。H老师把他的旧被子一万日元卖给我，后来我才明白，买新的也不必花这么些。不过那天下午到达公寓，看到有被子，还是挺感激的。那天的晚饭，似是L老师煮的面条。L老师是文革前的“老五届”大学生、文革后考上研究生，不久即联系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院读博。他人很聪明机警，说话随和谨慎，不与人多来往。后来熟些，曾说起文革里是逍遥派，爬到树上看别人武斗。他还曾绘声绘色地摹仿当年大学生谈恋爱时如何以毛主席语录做开场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颇有段子效果。

 

晚上去街上散步，想买包烟，看到路边有自动贩卖机，便走过去看怎么买。看了半天，不知道是机器里卖的是什么，但知道不是烟。只好再走了一条街，才找到一台卖烟的机器。后来日语学得好些了，才知道那台机器卖的是避孕套。

 

点上一支烟，心情很爽，颇有写诗的愿望。那几年正是诗如泉涌的荷尔蒙过剩时期，曾有一天写四首的纪录。不过我已记不得到仙台的第一个晚上是否写下了什么，记得的，是一个微寒的春夜，繁星闪烁，小街寂静无人。要到离开仙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个夜晚的氛围，竟透露出此后岁月的基调。

 

回到公寓，开始和同学一起考虑怎么睡。我俩共住一间“四畳半”的卧室，方方的大约十平米。发现室内有一壁柜，上下两层、长度刚好一米八。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壁柜当上下铺，我睡下面。关上壁柜门，一片黝黑，倒很适合睡觉，但起床时须小心，坐直会撞到头。我就在这个壁柜里睡了一年，撞过好几次头。

 

 

二

 

八十年代初还是冷战继续，铁幕高筑的岁月，国门刚刚开了条缝，海外依然是一个陌生遥远的世界。关于日本，大多数人的感性只是更新到渡丘和横路敬二。据说我是1949年以后来自中国大陆到东北大学文学院留学的第一个留学生，大约与此有关吧，我受到文学院院长和我所学专业三位教授的接见。虽然只是礼节性的寒暄，我能感到他们的好奇。我穿着在北京红都服装店定做的宽大老气灰色西装，走在校园里自己都觉得怪异。当天回到公寓我就把这套西装收起来，后来好像再没有穿过。日本大学的学制是前两年在教养部上公共大课，后两年才到各学院进入专业学习。文学院那年有一百多一点学生，在教养部分成三个班。每个班名义上有一个班主任，不过班主任好像除了每年和学生喝两次酒，看樱花过年以外，没有什么事情。

 

我的班主任阿部先生略有足疾，走路一颠一颠的，脖子还有一点点梗，说话时不几句就会哈哈笑两声。4月1日开学讲解会结束后，教养部职员就带我去见阿部先生。他告诉我他是日共党员，然后哈哈笑了起来。当时和日共仍然处于绝交状态，倒是和自民党频繁往来。阿部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是好像日共不太受待见，当时他还只是教养部的一名讲师。他中文说得不好，听上去很怪异。不过后来我读过他的文章，中文功底和学问还是很扎实的。

 

不数日，樱花盛开。全班在一片樱花树下聚餐饮酒，这是日本赏樱的传统方式。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拘谨的人，但是刚刚到日本一个星期，周围的人说话仅听得懂不到一半，自己说话也常常词不达意，所以主要是在默默喝酒。日本酒只有十几度，据说后劲很大，但是喝起来没有什么感觉。我好像和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干了一杯，后来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当时的印象是我很严肃，话不多，看上去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喝起酒来像一只酒桶。我不记得自己喝了很多酒，倒是记得阿部先生喝着喝着就一头睡倒在草地上。我和几个男生抬起他塞进一辆不知道谁叫的出租车，让司机送他直接回家。宴饮结束后，我独自在月光下步行三公里回公寓。

 

那时候外事政策很严格，留学生不允许单独一个人住，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是不让人放心，所以初来乍到的时候，被安排到城市的西北角和L老师合租。仙台其实是个不大的城市，依山傍水，低丘起伏。文学院坐落在城市西边青叶山下，从我住的地方没有公共汽车直达。我小时候大概由于营养不良，有些软骨病症状，两岁多才会走路。平衡机能不佳，一直不会骑自行车，因此我只好每天走路去学校。来回六公里整整走了一年，结果我从此爱上了走路，有时候进城来回十公里都不坐公共汽车，不知不觉中体力越来越好。

 

最美好的是，我每天来回都经过斜穿城市，鹅卵石斑驳的广濑川。微波荡漾的河水，还有不远处的山影，经常进入我的梦境。青年时代的诗句其实不完全因为荷尔蒙，1982年的仙台是一个干净朴素的城市，入夜清静无人。我住的公寓不远处，有一座小小的寺庙和一片墓地，晚上回来时，为抄近道经常穿过。墓地上的月光很亮，很凉。那年秋天走过河水时，曾经写下《夜经澱桥》，其中的一段是：

 

广濑川的水
       流过城市也流过心胸
      如果秋潮不能淹没芳洲
      信念会伴着荒芜的草丛
      一直等待
      而我的眼瞳
      也一直开放着
      一朵明灿的音容

 

时过境迁，我自己已经不再记得诗中的“信念”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当时并不是很清楚，就好像“明灿的音容”也终究随着光阴渐渐模糊遥远。

 

 

三

 

日本的媒体刚刚开始谈论国际化，由此可见，当时日本还离国际化很远。在仙台这样的城市里，外国人不多，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更近乎稀有动物。我印象深刻的是，到仙台半个多月后吧，老市长忽然接见我们四个新来的留学生。市政府再次主动和我们联系，是在近八年以后，因为一个读语言学校的学生偷东西被抓，而又一句日语都不会，市政府需要翻译。

 

初抵仙台时，主动热情招待，给留学生帮助的大多是当地日中友协的负责人和会员，他们的真诚至今令人难忘。日本东北地区不要说和关东关西比，就是和北海道比文化经济都相对落后一些，所谓比较土一点，但是民风非常纯朴。我接触的几位日中友协的朋友都非常实在，相比之下，留学生里不乏人精，有时会利用他们的善意。我想当事的日本朋友恐怕心里明白，但是他们一如既往。

时任秘书长的高桥先生年岁最长，无论是谁搬家他都会来帮忙。他有一次严肃虔诚地告诉我，二战时他是军人，在中国犯下罪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他的态度让我深为感动。另一位医生朋友今泉先生，年青时是日本六十年代左派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这一运动当时颇受中国影响，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毕生不渝。仙台大地震后，我曾经打电话给他，当时他还露宿在帐篷里，笑声依然如三十年前那样爽朗。当年今泉先生还是三十多岁，浓眉大眼，一头卷发。笑声和酒量的魅力，使我很快和他成了酒友，而真正的深交是在几年以后。不过酒喝完了，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小屋。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不同，在青年时忽然被投掷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文化的冲击与悸动的孤独扑面而来。对于我来说，幸好还有音乐。

 

大约是到仙台后第三天，便去市中心的大荣百货商场买了一台立体声单卡录音机。从此我开始经常听古典音乐，时不时录成卡带。第二年我爱上莫扎特，尤其是第20、21钢琴协奏曲。那纯净之美在青年时代多么令人向往！即便如今，我偶尔也会听季雪金或安达弹的莫扎特。虽然时间无可挽回地引领我走向理性的沧桑。公寓楼下的电视，是前人留下的，不出红色，以致图像永远发绿。我看电视不多，主要是流行音乐节目。那是松田圣子开始大红、中森明菜刚刚出道的一年。中森明菜后来越唱越好，冷艳奔放背后有暗色的忧伤。她早年和歌手近藤真彦恋爱，以自杀未遂收场，之后专注演艺，日见消瘦，终于在四十五岁时因病隐居，直到去年新年才复出。偶尔我想起她早年的样子，眼前总是一片绿光。

 

年青时适应新环境还是很快：一个学期以后，感觉听课没有多少问题，记笔记大致跟得上了。期间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参观了一次鲁迅故居，看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印象里大多都是刚刚及格。一方面多少明白了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弃医学文，另一方面让我信心大增：看来成绩不会比鲁迅先生差呀！我本来就是六十分万岁的信奉者，有了底气以后，就故态复萌开始旷课看杂书不务正业了。

东北大学教养部课程的安排，与当时国内大学课程完全不同。风气自由之如北大，一年级时仍然是只有五门必修课，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所谓自由，只体现在不少课可以旷不被追究而已。相比之下，东北大学一年级的课除了外语和专业课，基本都是选修。一年虽然要修十五六门课才够学分，但是上课无需点名，只要考试过关即可。我从第二学期就只去上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他则到考试时临阵磨枪。奇妙的是，有些课我学得十分努力成绩却非最佳，有的课我干脆一堂没去上过，熬夜复习竟然拿A。

 

感兴趣的课固然首先与内容有关，最重要的还是老师讲课的魅力。教古希腊史的松本先生，是我的三位指导教授之一，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极其勤奋刻苦。我后来读研究生半夜回家的时候，经常在楼梯里碰到他但是松本先生讲课有点拽，他的口音我一开始又不大明白，再加上他的课是早上第一节八点五十分就上课，对于夜猫子的我近乎折磨。终于有一次我在他眼皮底下睡着了，所以这门课尽管我在北大时就听朱龙华老师讲过一学期，最后还是只得了个B。

 

也许我那时候还只是个文学青年，对历史没有真正入门，我更喜欢上的课是日本文学。菊田先生瘦小儒雅，说话细声细气、吐字清晰，有一点像江南文人。他的课我记了一整本笔记，期末考试年级最高分，据说是第一个留学生在这门课拿第一。若干年后，菊田先生曾向他招收的中国博士生说起这段故事。

 

旷课省出来的时间。一部分用来泡图书馆。一部分用来打麻将。偶尔会走到城里晃悠。仙台的主街青葉通(“通”是日文“大街”的意思)是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和一番町相交一带，是最热闹的商业街。三十多年前，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那一带看电影，然后在咖啡馆小坐。小小的咖啡馆一般人不多，我喜欢带一本书，要一杯咖啡，呆两个小时然后在橙色街灯下走回公寓。咖啡馆里多半放着爵士乐，旋律与雰围不知不觉里浸入记忆。从青葉通走到一番町右转，地下有一家电影院“名画座”，是我大学时最常去的地方。那里常放些欧洲文艺片，而且价格只是大影院的一半。在这里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日本文艺片，里面有些在爱琴海里相爱的超限制级画面，是第一次见识。第二部电影是以拉威尔《波莱罗》(Bolero)为主题音乐的法国电影，日文名是“爱与悲伤的波莱罗”，法语原名我记不得了，以卡拉扬、法国香颂歌后皮雅芙、美国爵士乐手格伦·米勒和苏联芭蕾舞演员努里耶夫为原型，四个故事载满半世纪历史中的悲欢离合与音乐。这部电影长达三个小时，线索错综复杂，不熟悉历史的观众容易看不懂，大约因此一直没有大红大紫，却是我最喜爱的片子之一。留日八年，这部电影我看过四遍，仅次于《卡萨布兰卡》。如今大概再不必看了，走过半个世纪后，历史与时间最令人无奈。

 

在日本留学的第一年，就这样没有悲欢离和、平静地到了圣诞节。在国外度第一个圣诞夜，应该是去了一个聚会吧，结束后我从山上乘末班车到校园。校园坐落在山脚下，通往山上的盘山公路从这里开始。公路没有路灯，转一个弯就消失在黝黑的林影中。但是在圣诞夜，校园边上沿公路的一排树亮满了灯。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校园里空无一人，图书馆和教学楼都归于黑暗，只有那一排灯光无言地站在那里。我在马路对面望了它们一会，忽然有一种成长的感觉。

 

李大兴 诗意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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