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遥远的红旗药厂(作者：阿里巴巴他娘)

四十年前，大约在春季，俺开始了这辈子的第一份在城里的工作。在陇南的山沟沟里当了两年的农民，盼望着能进城里当个工人，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后，俺终于等到这份工作，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工厂座落在天津北郊区京津公路的旁边，是津门最北端的出口，再往北就上了引河桥，大桥跨越引河和永定新河，过了引河桥就直奔北京了。

北辰的天是晴朗的天，
北仓的人民好喜欢，
站在引河桥上大声喊，
“进天津的在这儿交钱！”

这顺口溜说的是，俺虽然进了工厂，可还是住在乡下，从家里步行上班要二十多分种，公路两边都是茂密的农田，空气倒是新鲜。工厂不大，几百来人，却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一栋红砖的二层小楼座落在厂区一进大门的左边，一楼是各个科室，二楼是个小礼堂。工厂虽小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老字号中央制药厂，生产的蜂王精挺有名气，外销出口替国家赚外汇。

那年俺刚满二十岁，不知哪朵祥云缭绕，俺就被分到工厂的办公室给主任作秘书。唉，别想歪了，此小秘非彼“小蜜”，负责帮主任抄抄写写，还兼中文打字，赶上工人们娶媳妇儿送殡的杂事，都到俺这儿开个介绍信啥的，拿着个革委会的大公章，咣当盖上个大红印，心想这《七品芝麻官》里县太爷当差时的滋味，左不过如此吧。俺的上司是张主任，只有俺一个兵，老人家快六十了，在这厂子里干了几十年了，平日里不苟言笑，操着一口道地的河北口音，俺干活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事干完了，坐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趁他不注意找个借口溜到其它科室或资料室。常常和别人聊得正欢，外面响起张头儿的“小驴儿，小驴儿...，“的叫声，他老人家楞是把俺好端端的李氏大姓给改成驴了。麻溜儿的跑回办公室，张头儿也只是皱起眉，不多言语，俺赶紧照吩咐去做事。其他人瞅着俺们常常一老一小，一前一后的去开会，状甚滑稽。看着他人捂着嘴偷笑，俺也只能扮个鬼脸。

在工厂里大家都尊称上司和同事为师傅。俺的前任小张师傅，聪明伶俐的人精儿，那年她被工厂推荐去天津大学念书，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别提俺有多羡慕了，就是这空档期时，俺顶了她的缺。那年月要想上大学，智商是次要的，首先要在政治上过硬，必须是党员。满眼扫过各科室，皆是党员，以俺的个性，自知不是吃政治这碗饭的，要入党那比登天还难。政工科里的付师傅，比俺只长个两三岁，年纪轻轻的已经是政工干部了，长着个娃娃脸，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水灵灵的眸子如秋水，粉嫩的脸颊一笑就泛着红晕，好个美人胚子，难以和印象中僵硬的政工干部划等号。还有贾小平师傅，也不过二十四五岁，白皙的脸庞上一笑两酒窝，中午俺喜欢钻进她的广播室里，看着她纤细白嫩如葱白似的手指捏着稿纸，听着她那柔软细腻的声音在扩音的喇叭里漂荡出去。偶尔贾师傅忙不过来，她会让俺帮她念稿子。那会儿人小胆大，拿过来就念也不管好坏。稿子念完了，贾师傅就放歌曲音乐，最常听的是《洪湖赤卫队》。久而久之，也学会唱了，赶上哪天没广播时，几个师傅会让俺清唱，“洪湖水浪打浪”唱罢，接着点“手拿碟儿敲起来”，直唱到下午上班的铃声大作。

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俺的堂哥一家从外地调回天津，没有地方住，俺虽说住离城区远，堂兄夫妇和姪女就暂时与俺同住。姪女蓉蓉中午要到俺的食堂和俺一起吃饭。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蓉蓉人小鬼大，古灵精怪的，唱歌跳舞无师自通不说，小小的年纪不认生，人越多她越来劲，不过九岁的年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一到午饭时间，各科室的师傅们就聚到会议室，蓉蓉舞罢一曲就开始模仿电影动画片儿《东海小哨兵》里的特务，一探头，一伸腿，再一缩脖，就跟那动画人儿一样，然后压着嗓子叫“小朋友，别误会，我们是解，解，解放.....军。” 大家哄堂大笑，她脸一板，清清喉咙又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门外传来牛叫声。....” 嘿，她又摇身一变成葛优他老爹，葛存壮在电影《决裂》里的教授，还自带画外音。会议室里笑得七倒八歪，蓉蓉自此成了厂红，那会儿还不兴网红。

葛老爷子所扮演过的反派人物中最出彩的，没有之一。

工厂虽不大，却也是人才济济。沈师傅原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大学文科毕业生，写文章如行云流水，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小工厂当工会干事，写个汇报啦，批评稿啥的。沈师傅心宽，生就的富态相，生长在江南的一个书香世家，家里九个孩子，就她一个女儿，也像男孩般的养着，九个娃，九个大学毕业，瞧人家这孩子养的。沈师傅的爱人也是大学毕业，姓范，在附近的重型机械厂做工程师，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谈笑风生。她家就住在京杭大运河边上，周末沈师傅就叫俺去她家玩。

京杭大运河天津段

这京杭大运河打隋朝起就开通了，南北穿行多个城市和省份，河两岸的风光随着地域而各异，天津北郊的这段却也是“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是个周末出游的好地方。范师傅前边领路，俺和她家的两个女儿跟在后面，沈师傅押后，一行人说笑着，穿过田野步行到运河边。范师傅光着膀子一个猛子扎下水，两个女儿也扑嗵，扑嗵，俺不会游泳，范师傅怎么教，俺还是下沉。至今俺还是怕水。回到家，范家的两个女儿体贴有礼，家教极好，二人皆学霸，因为老爸是一流的补习课教师。俺也常去请教。晚饭是上海红烧排骨，至今还记得第一口的味道，味蕾的每一个细胞都膨胀到极致，直香到神经末梢，再也没有吃到过比那更香的红烧小排了。

夏末忽然有消息传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第一次通考将于年底进行。俺兴奋极了，抱着极大的希望去赴试，12月的考试结束了，俺落榜了。不甘心，半年后于78年的夏季又试了一次，又是名落孙山。多年不摸书本了，中学学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数学，几乎拿鸭蛋。可是数学又是必考科目，恐再试也无望，79年的高考索性放弃了。两次高考失败，沮丧至极，只能认命，俺下辈子就在这小工厂里当一辈子科员了。

秋天厂里为技术人员们办了个英语培训班，授课的是石大鹏老师。石老师家里都信天主教，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念书，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可是英文底子很好，所以一直在厂里的资料室工作兼翻译。俺也跑去听课。课后石老师的一席话改变了俺的初衷。

他后悔当年没有努力上大学，蹉跎了岁月，可俺还年轻，人要往远处看，外面的世界很大，应该出去看一看，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俺决定再试一次，但必须全力以赴，遂申请调离办公室去资料室上班，这样不在张主任的眼皮底下，几乎可以用全天的时间用来温习功课，这个点子是石老师出的，至今俺对他心存感激。很快俺就在资料室上班了，同时也在城里的高中报了一个补习班。每周三天下了班后，换乘二次公交车去上课，晚饭吗当然是在车上啃点干粮。80年高考已经对年龄做了限制，这是俺最后一次冲刺，而且只能是外语院校，可有一样，数学只是参考分。

四车间有位钳工贾师傅，长俺一岁，也曾赴试过一次，未中，也放弃了。得悉俺的计划，他也鼓起勇气准备再来一次。他心知已超龄了一年，但是他就是想再试一试运气。全厂只有俺们两个预试，常常在一起做作业，讨论课题，那是段充满了憧憬，每天都充实忙碌的日子。大学十年空窗期过后，累积多年的学子们，浩浩荡荡地湧进考场，面对着零落残缺的高校为数不多的名额，势如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管你外国人如何议论中国的高考制度，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诚然有许多糟粕，但是对老百姓来说，最公平的莫过于中国特色的科举制。虽然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其垢病，但这是大多数草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中国人的智商就是在这千百年的，制度性的重复筛选中提高了，与营养和人种无多大关系。

资料室刚好和实验室在同一个小院内，脸对脸。实验室里的师傅们大多是六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中午休息时最常来的就是资料室，再加上技术科的师傅们，有时会聚有多人，其时正是文革刚结束，中央的政策越来越开放，人们思想解禁，畅所欲言，常常是群情激奋，这些憋屈了多年的“臭老九”高谈阔论，整个一天津版的《茶馆》，天津人特有的逗哏像快板书，想不乐都不行。通常是技术科长潘师傅一声令下，大伙儿才做鸟兽散。

昔日的金钢桥，去夜校时换乘公交车的必经站，多少次匆匆地从它身边走过。

今日的金钢桥

厂里有位神人，曹普忱师傅，人称“曹半仙”，哪里出了问题，大伙儿先问他。虽然不是大学毕业，可受到大家的敬重，因为他的经验丰富，大多是从实际操作中得来，他会分析总结加以利用。此人涉猎极广，百家杂学皆有兴趣，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婚丧嫁娶，无所不通。每当他光临时，大家都伸长耳朵等着他云山雾罩，他烟不离口，一根接一根，可他不吸那烟，叼在嘴角任由那烟裊裊升腾，直熏得他半眯着眼，烟灰燃到一寸长居然不掉下来。他喜欢看蓉蓉的表演，也喜欢听俺侃大山，只因俺名字中有个“慕”字，他叫俺“小木头”。

三车间有位李姓女子，生得明眸晧齿，个头匀称，未语先笑，轻声细语的说话，柔媚娇滴得让人过目不忘，心旌摇荡，所以给了她一个称号“大美丽”。那年月工厂的女工们也不讲究个穿戴，大都是工作服加工作帽，可这位“大美丽”总是有办法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与众不同，唉，有的女人天生就是会捣饰，俺佩服得五体投地。美女是罗敷有夫，可身边献殷勤的人总有一个排，美女却喜欢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像实验室里的工程师刘师傅，北京医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天津大学毕业的张师傅，两位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儿，玉树临风。

一日曹师傅进了门，笑吟吟的对大伙说，路上遇到大美丽了，她对他挺有意思，望着曹师傅那单薄的小身板，黝黑的脸上架着厚重的眼镜，脑门上叠着车道沟，镜片后面是狡黠的眼神。大伙一阵大笑，沈师傅的“哈哈”声毫不加掩饰，还不得不摘下眼镜擦泪，任谁也没想到曹师傅会开这么大的玩笑。未几，门吱呀一声开了，大美丽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进了屋，在大家错愕的注视下，美人张口了，“哟，曹师傅，您也在啊！” 俺至今也忘不了曹师傅脸上的那份得意。

高师傅是道地的北京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阴错阳差的被分配到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天津上班，他的妻子与一双儿女却生活在北京，多少年来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如今想来极不人道，可那会儿像这样的两地分居的家庭司空见惯。高师傅人心地极为善良，操着一口京腔慢条斯理，永远没脾气。下了班常常和俺们几个单身的打乒乓球，他是防守型的打法，甭管您打啥球他都不慌不忙地一板一板的接回来，跟他打球仿佛是在和墙壁较劲。夏季里高师母来探亲，周末把俺们几个单身在外的小青年叫去他宿舍，高师母做几个小菜，又买些火腿肠，开几瓶啤酒大家吃得这叫一个开心。
说到吃，那会儿大家一律带饭或在食堂打饭，很少有人下馆子。一日聊到吃，石老师，刘师傅都说天津的起士林西餐厅很棒，石老师报了几个菜名，俺听着像天方夜谭，直咽口水。石老师说，你若此次金榜提名，老师请你去起士林庆功。

高考的日子接近了，为了这一天俺已经在城郊公交汽车上来回颠簸了一年，常常是在晚上十一点才到家。初夏时节俺病倒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眼花无法直立，躺在床上三天，吃东西就吐，心想这下全泡汤了，考场也去不了了。妈妈从北京赶来照顾俺，终于爬了起来，真是多亏了俺那慈母。三天考试顺利过去了，至此俺也算尽人事听天命了。八月底的一天，一个信封递到俺手上，是天津师大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头像打翻了几罐调料，五味杂陈，俺终于搭上了这趟通往彼岸的末班车，好悬! 俺的命运由此转了一个大弯，现在想来还后怕。
贾师傅考得也很好，早过了报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但他被告知由于超龄，他没有被录取。心里替他委屈抱不平，只是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无情，假若他早一年醒悟，抓住机遇的尾巴奋力一搏，他的命运也许会是另样的。不管怎样俺还是感激他一年来与俺相伴学习。

离开工厂去学校报道的最后一个周日，石老师，刘师傅和高师傅三人带俺去小白楼的起士林吃了顿晚餐，点的菜里只记得有奶油鸡卷，咖喱鸡肉和罐闷牛肉。年代久远已不记得味道，只觉得十分可口。开学后的第二个月，被告知教学楼下有人找，却原来是技术科的潘科长。他说前两日偶然在梦里见到小李，他自忖必是想念了。刚好到城里来开会，顺便来看俺。俺心里那份感动无法描述，当然也详细地打听了每个师傅的近况。后来才听说潘科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心里着实难过，替他惋惜。沈师傅不久也调回了天津出版社继续做编辑。后来高师傅也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还特意到家里来看俺。

大学毕业后俺分到北京教书，八十年代中期就来美国继续念书，再也没机会回去那北郊区的小工厂了，当年的师傅们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也久未联系了。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往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段工厂里的日子，善良的人们，在我最无望的时候唤醒了我对未来的憧憬，鼓励俺与命运做抗争。从这些朴实无华的人们那里俺学会了善待周围的人，也学会了怎样把平凡的日子活得有滋有味，更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其实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难，只在于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的再坚持之中。那是俺此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却给俺上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课，胜过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真善美“，俺终生受益。

那年月，即使在最狂野的梦乡里也未曾出现过的画面，俺坐在北美自家的书房里，一边嘬着咖啡，一边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一粒一粒拾起，再放进记忆的匣子里。往事如那运河水悠悠南去，忘却不了的是我那遥远的红旗药厂。

谨以此文与今年高考落榜的莘莘学子们共勉。